亨廷顿 | 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秩序与冲突
塞缪尔·菲利普斯·亨廷顿（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，1927—2008）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又颇有争议的政治学家，著有《军人与国家》、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、《文明的冲突》、《我们是谁？》等。
采访者：Richard Snyder
采访日期：2001年5月31日与6月11日
采访地点：Cambridge，MA
研究：核心观点及其理解
Q：你的研究横跨政治科学的三大主要领域，这是它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。20世纪50年代，你是一位研究美国的学者；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转向国际关系（international relations）研究，著有国家安全相关的作品；最终，你转向了比较政治学（comparative politics），出版了Political Power：USA/USSR（Brzezinski and Huntington 1964）。之后你继续横跨三个领域发表作品。
A：我没有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（wandered around）。本科阶段，我在耶鲁修习国际关系。研究生阶段，我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修习，主要研究美国政治。之后我转向了军—政关系（civil-military relations）和安全问题（Huntington 1957，1961，1962）。在与布热津斯基合著时（1964），我进入了比较政治学领域。然后我展开了对政治发展（political development）的研究。现在我每年开一门课，或是有关美国政府（American government），或是比较政治学，或是国际关系。
Q：你是否推荐这种宽领域（wide-range）的进路？
A：不一定。每个人不一样，而我是在领域间徘徊。但其他人开辟并精耕于（carve out）一块领域成了专家。我自己没有真正精深的专长（specialty）。
Q：四处徘徊、并没有特定领域的缺点有哪些？
A：你不会与特定group或club有较深的关联，并且不会成为某一主题（subject）的专家。如果你在不同领域发表作品，某一领域的专家一般不了解你在其他领域的建树。想到我时，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会想起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（Huntington 1968）和《第三波》（Huntington 1991），但他们根本不了解《军人与国家》或有关美国政治的著作（Huntington 1981b）。这一有趣现象反映出政治科学的分化与专门化程度。我喜欢提出于我而言重要的问题——它们对现实世界和学界都重要。因此，我会跟循这些问题（questions and issues）所在的路径，即使这要求我转换研究领域。
Q：你觉得自己最棒的想法（idea）有哪些？
A：我的第一本书《军人与国家》（Huntington 1957）讨论的是军人职业的本质（nature），即客观与主观文官控制（civilian control），而这些观点在45年后仍被持续地争论、质疑和使用。显然，我在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（Huntington 1968）中提出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，其中一处观点尤为如此：如果没有伴生发展的政治制度，社会—经济变迁会如何引发政治衰败。它无疑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，并且有许多研究试图在不同情境下检验那些命题。
Q：在你看来，为什么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中的观点会变得流行（caught on）？
A：我以相当简明的方式提出了命题。它们是一系列人们能把握和适用的假说。
Q:“变化社会”与“政治秩序”有怎样的关联？……
A：……现代化理论讨论的是经济—社会变迁和发展，我的书显然与此相关。总的看法是这些过程可能对政治不利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，或暗或明的看法都假设现代化多元一体（all of one piece）：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，因此经济条件的改善必然带来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。
Q：你还有其他尤为引以为豪的观点吗？
A：在我看来，《美国政治：失衡的承诺》（Huntington 1981b）对有关美国政治本质（nature）的讨论有所贡献。它从基本的托克维尔的理论出发，阐发了路易哈兹（1955）对美国社会价值层面的强烈共识的论述，并进一步说道：“没错，这是对的，但实际上这一共识解释了我们社会中时而出现的不稳定和冲突。”我觉得这对理解美国政治的变迁有所助益。
Q：你有哪些想法或作品曾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，或被误解过？
A：它们都被误解过。
Q：你曾说你努力地在作品中明晰地陈述事情。那为什么你的观点会遭到误解呢？
A：表述明晰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。而且人们常将自以为是的想法带入作品。比如说Carl Gershman，他曾写过一篇对《文明的冲突》的书评，其中多次提到我对伊斯兰世界的断言，即我将它称为一个“单一体”（monolithic entity）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这么说。我在书中反复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分化（divisions）。……不知为何，人们以为亨廷顿在思考文明，并将文明看作是单一的、整全的实体。事实并非如此。但这就是许多人对这本书所做的批评之一。
Q：这种看法将你的作品解读成了“桌球现实主义”（billiard ball realism）。
A：是的。事实上很多人明确地说《文明的冲突》是最新版的桌球现实主义，虽然它讨论的是文明而非民族国家。
Q：人们将《文明的冲突》解读为一部悲观的作品。与此相反，因为《第三波》关注的是民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，所以它时常被视为一部充满希望的、乐观的作品。
A：我不同意这一点。这两本书处理的是不同的主题。《第三波》有一整章讨论逆民主化浪潮和民主巩固的问题（Huntington 1991，Ch.6）。它本质上研究的是三十多处民主化（democratizations）为何且如何出现在了20世纪70、80年代，但书中绝不曾有对民主化必然延续的极端乐观。我小心翼翼地指出了进一步民主化的困境——文化的、经济的及其他。并且我讨论了新生民主政权在巩固民主时面临的困难。
Q：“第三波”结束了吗？
A：在一个较宏观的视野看来，是的，它结束了。这一现状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将不会再出现。但20世纪中期出现的、通向民主的一系列变化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，它们经济上、文化上有适合民主化的条件，并且都受到美国或西欧国家的影响。拥有上述三种因素的那类国家几近消失。这是民主化放缓的原因，也是以选举为形式的对民主程序的引入，与自由民主制的发展之间存在间隔的原因。……
Q：你觉得自己是否有作品被忽略了，或没能得到应得的关注？
A：我希望《失衡的承诺》能在之前获得更多关注。
研究的过程、问题的选择
Q：公共问题和当代事件显然影响了你对研究对象的选择。你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？
A：它可能不是政府或公共机构都关注的那类“公共”问题，但我想审视的是现实世界中正发生的事情，即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政府或政治中的有趣问题。比方说，我对军—政关系感兴趣，是因为杜鲁门炒掉了麦克阿瑟，所以军—政关系看上去很重要。我发现周围没有多少对这一话题的讨论——可能之前15至20年间出过两三本还比较严肃的书。所以我说,“在这个有趣的领域中，存在着关乎军政关系的重要的、尚未回答的问题”（Huntington 1957,1962）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当人们都在讨论现代化和发展时，当我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时，我看到的是混乱、无政府和腐败。因此我想，“让我们观察得稍微更仔细些吧——那里存在的更多是政治衰败，而不是政治发展。”因此我写下了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（Huntington 1968）。
Q:你并不只是想当反对派？
A：是的。但拾人牙慧也没什么意思。如果你不能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或理论（它们不一定相反），那么就没多大价值。
Q：在写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时，你说你向外观察到的世界有着暴力、不稳定、衰败和失序。为什么其他人没看到此番图景？
A：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事情正如他们所愿地发生着。但仍有人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来观察那些发生在第三世界的事情。
Q：你所谓的“向外观察世界”（look out at the world）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如何落实它？
A：你会读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。
Q：只是阅读吗？或者你会与他人交流和互动？哈佛显然不缺有趣的访问者。
A：当然。但我主要靠阅读。
Q：选定研究对象后，下一步你会怎么做？
A：我会试着更多地了解它，思考它，形成对它的观点，然后设计出一条理论进路或一套理论框架。你会阅读材料，看看其他人说过什么，试着了解更多东西，然后进行思考。
Q：方法论工具在你的研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A：我不会过多考虑方法。我不会有意寻求或定义一种方法。一般来说，我会试着研究一个主题，并围绕它形成我所谓的“经验性概括”（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）。这当然包括进行对照的尝试。
Q：你不是一位“小规模样本”（small-N）的比较研究者，不会纠缠于三或四个案例并试图进行深挖。你似乎更像一位“中等”或“大规模样本”的比较研究者。对此你是否同意？
A：我想是这样的。……当你提到“大规模样本”时，我想到的是有130个案例的复杂计量研究。我对这类工作并不反对，但我不属于此类。
Q：在一些人看来，一流的比较研究者深谙一国政治的运行方式，因为这为他更广阔的归纳提供了坚实基础。对此你是否赞同？
A：我对此表示怀疑。就一国政治来说，我比较了解的只有美国。但我不觉得它对我更广的归纳有很大助益。
Q：历史分析在你的研究中扮演了怎样得角色？
A：你需要依靠历史，因为你研究的是经验（experience）。历史即人类的经验。你得处理历史材料，并探究历史上发生过什么。如我所说，政治学家所做的就是对历史进程的归纳。当然，对此有不同的做法。
Q：你对田野调查怎么看？
A：我不相信它！
规范性考量（normative concern）与科学
Q：你的研究是否会受规范性考量引导？
A：几乎所有人的研究都有一个规范性的起点。人们会关心某一个特定问题：不平等、不公正、推进民主的渴望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认为它是推动学者进入特定主题的动力。
Q：但据于某些对科学的理解，研究者不放任规范性议程（normative agenda）影响他们的研究。
A：科学家们研究什么？在物理和生物科学中，他们通常只是试图更好地理解宇宙。但许多科学研究被这样一种观念驱动：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这能帮助人类。
Q：你是否自视为一位科学家？
A：并不。“科学家”（scientist）一词暗含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。我自视为一名学者（scholar），而非科学家。
Q：但我们的领域被称为政治科学（political science）。
A：我知道，这很不幸（unfortunate）。
Q：你是否自视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（public intellectual）？
A：我抵制并反对被称为知识分子，因为它意味着一类人：大谈公共事务并参与深奥的智识争议。我不视其为一种褒奖。
Q：你的一些作品，比如《第三波》，会给出明确的政策建议。的确，在《第三波》封皮上的推介中，布热津斯基将你描述为一位“民主的马基雅维利”。你是否有意力图生产与政策制定者有关的作品？
A：任何对真实世界问题的严肃研究都暗含政策意图。实际上，这对我所有的作品都适用。我的第一本书《军人与国家》无疑有着含蓄的——事实上是相当直白的——有关如何掌控军—政关系的观点。书中没有探讨政策的一章，但我觉得其中的政策意图相当清楚。正如我在《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》的前言中所说，我之所以写这本书，部分是因为我关心政治秩序，以及已实现政治秩序并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情况。
本文来源于“清华大学新雅书院”，译者马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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